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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刚来到美国的底层移民一般都会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趋向于左翼，罗斯福的“新政”之类的社会主义政策对工薪阶级有利。但是当移民的后代融入美国或者赚钱以后，他们就会开始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举个例子，我的祖辈是一百多年前从东欧移居到美国的贫穷犹太人。1940年的选举中，有90%的美国犹太人支持民主党。但是在美国犹太人的经济地位大大提升后，2012年只有69%的犹太人支持民主党了。现在大约有50%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支持共和党，意大利裔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也非常高了，这跟他们的祖辈完全不一样。我相信拉丁裔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从长远来看也会越来越低。

3。 美国两党的经济政策从里根任职的时候就逐渐开始脱离“Social Democracy”（社会民主主义），自1980年代以来慢慢趋向于“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共和党确实比民主党更加支持硬核、快速的新自由主义。但不管哪个政派任职，最近35年的经济政策都差不多，无论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黑人等支持哪个党都无所谓，因为这并不会给美国的未来带来太大影响。

但伦理话语的问题在于：在价值多元的当今社会，我们很难将它同个人的以及小群体的道德偏好区分开来。即使在抽象层面上多数人都会同意人的尊严、正义、公开透明等基本原则，但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如何解释这些原则并使之对决策产生真正的约束力，则是一个难题。比如，在媒体上受到一致谴责的贺建奎本人也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原则：“我们拒绝基因增强，性别选择或是改变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因为这并不能算是对孩子真正的爱。”“我们草拟了胚胎基因手术的五个基本准则，分别为：对有需要的家庭的悲悯之心、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服务于治疗和预防严重疾病，不服务于虚荣）、尊重儿童的自治、生活需要奋斗（基因并不能决定你的一切）、促进普惠的健康权。”这些原则看起来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贺建奎坚称自己信守了这些原则。

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必须保留伊核协议，柏林密切关注有关德黑兰导弹计划的事态发展。此外，默克尔还在与普京举行会谈前表示，“北溪-2”项目投产后，乌克兰的天然气过境运输国地位应保留不变。普京则表示，“北溪-2”项目就是个商业项目，它不排除通过乌克兰的天然气过境运输的可能性。

李小姐事后发现，她购置的这套房产在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上有明确的备案价，据2017年2月24日居益地产申报的备案价，李小姐购置的房产总价仅为101.71万元，而李小姐按照廖某所说先付出了100.52万元签订购房合同，后又私下给予廖某3万元好处费，总花费达103.52万元，已超出了备案价格。

因此，在实践层面，伦理问题又转化了政治问题：谁有权作出伦理判断，谁有权执行这种判断。由此可见，伦理准则、伦理审查和伦理委员会已经成为与人权一样的有效工具，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也可以帮助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赢得道德制高点和话语优势。今天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也是制度文明的竞争。我国应当承担起大国责任，牵头塑造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又体现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国际伦理共识。基于对“无利不起早”的人性的清醒认识，我们应当将伦理考量嵌入到已有的“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经济合作框架之中，借此来推进体现中国价值的科技伦理和法律共识的形成。